上面那幕场景的第二天，一个三十岁出头的男人来见马赛市长。此人身穿浅蓝色礼服，紫花布裤，白背心，举止和口音都有一股英国味儿。
“先生，”他对市长说，“我是罗马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首席代表。近十年来，我们一直和马赛莫雷尔父子公司有业务关系。鄙公司在这些业务交往中已投入约十万法郎，现在听说这家公司濒临破产，我们不免感到担心。这次我专程从罗马赶来，想向您打听一下这家公司的情况。”
“先生，”市长回答说，“我的确知道，最近四五年来，莫雷尔先生厄运不断，先后损失了四五艘船，吃进了三四家商行破产的倒账。不过，虽然我本人也是他的债权人，在他的公司有一万法郎投资，但恕我不能就他的财产状况向您提供任何情况。倘若您问我身为市长如何看待莫雷尔先生，那么我会回答您，他是一个极守信用的人，至今为止，他一丝不苟地执行了所有合约的条款。我只能对您说这些，先生；倘若您想知道更多的情况，您不妨去拜访一下德·博维尔先生，这位监狱督察长住在诺埃伊街十五号，据我所知，他在莫雷尔公司有二十万法郎投资，这笔款子比我的多得多，所以，假如真的有什么事值得担心的话，他想必会了解得比我更清楚。”
英国人似乎很欣赏这番委婉得体的托辞，躬身告别市长后，迈着大不列颠子民特有的大步，向刚才说到的那条街而去。
德·博维尔先生在书房里。英国人乍一见他，微微吃了一惊，仿佛此次拜访的人，他并不是首次见面似的。而德·博维尔先生，由于心情过于沮丧，满脑子只想着眼前的事情，无暇让自己的记忆和想象去追溯往事了。
英国人以本民族特有的冷峻态度，把刚才向马赛市长提过的问题，几乎一字不易地又问了一遍。
“唉，先生，”德·博维尔先生大声说，“不幸的是您的担忧很有根据，您说的那个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有二十万法郎在莫雷尔公司，这笔钱是我女儿的陪嫁，原本我打算让她半个月后就完婚的。这二十万法郎都是到期付款的款项，十万在本月十五日到期，十万在下个月十五日。我已经通知莫雷尔先生，希望款子能按时付清，可是先生，他在半小时前刚来过，他对我说，要是他的法老号在十五日前不能返航，他就无力偿还这笔钱款。”
“哦，”英国人说，“这听上去像是一种要求缓付的说法。”
“只怕更像是宣布破产呐！”德·博维尔先生沮丧地说。
英国人思索片刻，接着说：
“这么说来，先生，这笔债务让您很担心啰？”
“我看这笔钱是完蛋了。”
“噢，我把您的债权买下来。”
“您？”
“对，我。”
“那么，是低价收进？”
“不，按二十万法郎原价收进，”英国人笑着说，“我们的公司不做那种缺德事。”
“以什么方式结账？”
“现金。”
说着，英国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现钞，看来有德·博维尔先生担心损失的钱款的两倍。
一丝欣喜的表情掠过德·博维尔先生的脸，但他还是尽力克制住自己，说：
“先生，我得提醒您，按照目前情况来看，您至多只能收回本金百分之六的款项。”
“这不关我的事，”英国人说，“这是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事，我只是受人之托。也许他们是想促使竞争对手早日破产吧。给我的指令，就是用现金支付，收购您的全部投资。您转个账就行了。至于我，我只要求支取一笔佣金。”
“当然，先生，这完全是应该的！”德·博维尔先生大声说，“通常佣金是一厘半，您要二厘？三厘？五厘？还是更多一些？请说吧！”
“先生，”英国人笑着说，“我和我们公司一样，不做这样的事。不，我要的是另外一种佣金。”
“请说吧，先生，我听着呢。”
“您是监狱督察长？”
“干了有十四个年头了。”
“您掌管着犯人进出狱的档案？”
“没错。”
“档案里附有犯人的有关材料？”
“每个犯人都有一份卷宗。”
“嗯，先生，我在罗马时的老师是一位古怪的神甫，后来他突然失踪了。我打听到他被囚禁在伊夫堡，我想了解一下他临终的情况。”
“他叫什么？”
“法里亚长老。”
“嘿！我记得！”德·博维尔先生大声说，“他是个疯子。”
“别人都这么说。”
“喔！我可以肯定，他是疯了。”
“也许吧。他有哪些症状呢？”
“他老是说他知道一个藏宝的地方，只要恢复他的自由，他就捐给政府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
“可怜的人！他死了？”
“死了，大概就在五六个月以前，是二月份吧。”
“您的记性真好，先生，居然记得这么清楚。”
“我记得很清楚，是因为这个可怜的人死了以后，还出过一件古怪的事情。”
“可以跟我说说这件事吗？”英国人冷峻的脸上浮现出的那种好奇的表情，想必会叫一个目光敏锐的旁观者暗自感到吃惊。
“当然可以，先生。离这位长老的地牢不到五十尺的另一个地牢里，关着一个波拿巴党人的眼线，此人在一八一五年帮助篡权者复位出力不小，是个非常顽固的危险人物。”
“是吗？”英国人问道。
“是的，”德·博维尔先生答道，“我在一八一六，要不就是一八一七年，曾经见过他一次。我们带了一队士兵下到他的地牢里，此人给我印象很深，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那张脸。”
英国人脸上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笑容。
“您刚才说，先生，”他说，“这两间地牢……”
“相距五十尺左右，不过，这个埃德蒙·唐戴斯……”
“这个危险人物名叫……”
“埃德蒙·唐戴斯。是的，先生，这个埃德蒙·唐戴斯似乎弄到了工具，或者自己制作了工具，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连通两个牢房的地道。”
“挖地道显然是想逃跑啰？”
“一点不错。可是那两个犯人运气不好，法里亚长老得了一种全身肌肉僵直的怪病，突然死了。”
“我明白了；这样他们的越狱计划就只能中止了。”
“对死者，是这样，”德·博维尔先生说，“但对生者却不是。这个唐戴斯反而趁机从监狱里逃出去了。他大概以为伊夫堡死掉的犯人也会埋在寻常的坟场，就先把死者搬进自己的牢房，然后钻进收尸袋从里面缝好，想等下葬后逃走。”
“这样做很冒险，看来他还有几分胆量。”英国人说。
“哦！我已经说了，先生，这个人相当危险。幸好结果是他自己倒霉，政府倒不用再为他操心了。”
“此话怎讲？”
“您不明白吧？”
“不明白。”
“伊夫堡是没有坟场的；犯人死了，就在他的脚上绑上一只三十六磅重的铁球，扔进海里了事。”
“哦？”英国人应声说，仿佛他还不很明了。
“嗯，他们在唐戴斯脚上绑上一只三十六磅重的铁球，把他扔进了大海里。”
“真的吗？”英国人大声说。
“真的，先生，”督察长说，“您能想象得出，越狱的犯人感觉到自己在笔直地往下坠落，会吓成什么样子吗？我真想在那一刻看看他那张脸。”
“这可不容易。”
“可不是！”德·博维尔说，他已确信那二十万法郎能保住了，所以心情很好，“可不是！不过我能想象喔。”
说完，他放声大笑。
“我也能想象。”英国人说。
他也笑了笑，但那是英国式的矜持的浅笑。
“这么说，”英国人迅即敛住笑容说，“这么说，越狱的犯人淹死在海里了？”
“毫无疑问。”
“也就是说，典狱长一下子就除掉了一个狂人和一个疯子？”
“一点不错。”
“这件事情，应该有一份书面材料存档吧？”英国人问。
“有，有死亡证明。您知道，唐戴斯如果还有亲属的话，他们会打听他究竟是活是死的。”
“要是他还有些遗产的话，他的亲属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继承喽？他肯定死了？”
“肯定死了。假如他们需要，我可以给他们出具证明。”
“那好吧，”英国人说，“我们还是回头谈谈档案吧。”
“对，一说起这件事，话头就扯远了。对不起了。”
“干吗对不起？就为说了这事儿？完全不必，我听得挺有趣呢。”
“可也是。那么先生，那个可怜的神甫的有关材料，您是不是看一下呢？他倒是挺斯文的。”
“好呀。”
“请到里间来，我这就拿给您。”
两人走进里间。
果然，所有的材料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一本登记簿都编上号码，每一个卷宗都占据一格。督察长请英国人坐在自己的圈手椅里，把有关伊夫堡的登记簿和卷宗一一放在他面前，让他随意翻阅。然后督察长拣了个墙角的位置坐下，看起报纸来。
英国人毫不费劲地找到了有关法里亚长老的卷宗。不过，德·博维尔先生刚才叙述的那个故事，似乎也让他很感兴趣，因为他看了几页，就又找出了埃德蒙·唐戴斯的卷宗来看。卷宗里材料很全：告密信、审讯记录、莫雷尔的请求信、德·维尔福先生的批复。他悄悄地把告密信折拢，放进衣袋里，接着再读审讯记录，看见上面并未提到诺瓦蒂埃的名字。他又浏览了一下标有一八一五年四月十日日期的那封请求信，由于当时拿破仑在位，所以莫雷尔听从代理检察官的劝告，在请求信里有意夸大了唐戴斯对帝国事业的贡献，而此信一经维尔福批复，唐戴斯为拿破仑效力就成了不容置疑的事实了。看到这儿，埃德蒙全都明白了。这封写给拿破仑的请求信，维尔福扣了下来，第二次王朝复辟时它就成了检察官手中的一张王牌。埃德蒙在档案上看到自己名字下面的那几行字，也就不再感到太吃惊了：
埃德蒙·唐戴斯
狂热的波拿巴党人，曾积极参与厄尔巴岛事变。
须绝密关押并严加监视。
页面下方还有几个字，看上去笔迹有所不同：
无须复议。
不过，他把页面上方的那几行字迹，跟莫雷尔请求信上批复的笔迹一比较，就看出它们出自同一个人之手，也就是说，都是维尔福的手笔。
至于下方的那几个字，英国人猜想大概是某个巡视监狱的官员加上的，也许那人曾对唐戴斯的案子表示关注，但看到档案上的定性结论，他也就作罢了的。
我们刚才说了，督察长出于谨慎，不想影响法里亚长老的学生查阅档案，离得远远的自顾自读着《白旗报》。
因此他没有看见英国人折起告密信放进衣袋，这封告密信是唐格拉尔在雷瑟夫酒店的凉棚下写的，上面盖着马赛邮局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六点钟的邮戳。
不过，话该这么说，由于督察长对这张纸并不看重，而对他那二十万法郎又非常看重，所以他即便看到了英国人在做什么，即便知道那样做不好，想必也不会提出异议的。
“谢谢，”英国人重重地合上档案说，“情况我已经了解了。现在该我来履行诺言了。您只要写一张债权转让书，确认收到全部款项，我就可付钱给您了。”
说完，他把办公桌前的位子让给德·博维尔先生。督察长不再客气，赶忙坐下去写转让证书，而英国人则在档案柜边上点数现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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