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走进维尔福夫人府邸的来访者，果然是基督山伯爵，他是前来回访王室检察官先生的。不用说，全家上下听到这个名字都很兴奋。
仆人通报时，维尔福夫人正在客厅里。她马上差人把儿子叫来，让孩子再次对伯爵表示感谢。两天来，爱德华不断听人说起这位了不起的人物，于是他急忙跑了过来。他这并不是听从母亲的吩咐，也不是为了感谢伯爵，而是出于好奇，还想趁机会说几句刻薄话，好让母亲对人说：“哦，这个讨厌的孩子！可我还得原谅他，他真聪明！”
寒暄过后，伯爵问起维尔福先生。
“我丈夫去掌玺大臣府上赴宴了。”少妇回答说，“他刚走不久，我相信他错过了和您相见的机会，一定感到很遗憾。”
在伯爵之前，已有两位客人在客厅里。他们贪婪地盯着他看，半是出于礼貌、半是出于好奇地又逗留了一会儿，才向主人告辞。
“哎，你姐姐瓦朗蒂娜干什么去了？”维尔福夫人对爱德华说，“快让人去叫她，我要把她介绍给伯爵先生。”
“您还有个女儿，夫人？”伯爵问，“大概还是个小姑娘吧？”
“她是维尔福先生的女儿，”少妇答道，“他前妻留下的女儿，是个漂亮的大姑娘。”
“老是苦着脸。”小爱德华插嘴说，他正在拔一只大鹦鹉尾巴上的羽毛，给自己的帽子做羽饰，鹦鹉在镀金的鸟架上痛得呱呱乱叫。
维尔福夫人说：
“别乱说，爱德华！不过这个小冒失鬼说得也有点道理，他常听我痛苦地这么说，所以就学着说了。可也是，虽说我们想方设法要让维尔福小姐高兴，可她生性忧郁，老苦着个脸，跟她的美貌确实很不相称。哎，她怎么还不来？爱德华，去看看怎么回事。”
“他们找的地方不对。”
“他们上哪儿找她了？”
“诺瓦蒂埃爷爷那儿。”
“依你说，她不在那儿？”
“不在，不在，不在，她不在那儿。”爱德华唱山歌似的喊道。
“那在哪儿？知道就说呀。”
“在一棵大栗树下面。”这个讨厌的孩子说着，不顾母亲的尖叫，拿活苍蝇去喂鹦鹉，鹦鹉看来倒挺爱吃这种飞虫。
维尔福夫人伸手要去拉铃叫侍女；正在这时，瓦朗蒂娜进来了。她看上去果然有些忧郁，细看的话，甚至看得到脸上的泪痕。
我们的故事里已经提到了瓦朗蒂娜，但还没来得及向读者做个介绍。她是个身材高挑的姑娘，今年十九岁，浅棕色的头发，深蓝色的眼睛，尽管神情有些忧郁，但来自生母的高雅气质宛然可见。她的手又白又细，颈项圆润光滑，白皙的脸上不时泛起淡淡的红晕，一看望去，就像是个美丽的英国少女，有人曾颇有诗意地把她们比作顾影自怜的天鹅。
她走进来，看见母亲身边那位闻名已久的陌生人，便屈膝向他行礼，神情间既没有少女常有的矫揉造作，也没有连眼睛也不敢抬起的腼腆，这种优雅大方的举止，更加引起了伯爵的关注。
伯爵立起身来。
“维尔福小姐，我的继女。”维尔福夫人背靠沙发，指着瓦朗蒂娜向基督山说。
“这位是基督山伯爵先生，中国的国王，交趾支那的皇帝。”小调皮鬼说着，偷眼看了姐姐一下。
这一回，维尔福夫人脸色唰地变白，几乎要对这个名叫爱德华的孽障发火了。伯爵却非但不生气，而且脸带笑容，似乎乐滋滋地看着孩子，做母亲的看在眼里，既高兴又感激。
“夫人，”基督山开口说，望望维尔福夫人，又看看瓦朗蒂娜，“我刚才在想，我是不是有幸曾经看见过您和小姐呢？小姐进来时，我一见她，只觉得一道闪光掠过模糊的记忆，请原谅我这么形容。”
“想来不会吧，先生。维尔福小姐不喜欢社交，我们很少出门。”少妇说道。
“所以，我不是在社交场合见到小姐，夫人您，和这位可爱的小淘气的。何况，我对巴黎的社交界还一无所知呢，我刚才说了，我到巴黎只有短短几天的时间。不，请容我再想想……请等一下……”
伯爵把手放在前额上，仿佛在尽力回忆。
“不，那是在户外……是在……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这个记忆好像和明媚的阳光，和一个宗教节日联系在一起……小姐手里拿着花，孩子在花园里追一只漂亮的孔雀，而您，夫人，在一个葡萄架下面……请帮我一起想想，夫人，我说的这些细节有没有让您想起点什么？”
“我实在想不起什么。”维尔福夫人回答说，“先生，我觉得要是在哪儿遇见过您，对您的印象一定会印在我脑海里的。”
“伯爵先生也许在意大利看见过我们。”瓦朗蒂娜怯生生地说。
“对，在意大利……有这可能，”基督山说，“小姐到意大利去旅游过？”
“两年以前，夫人和我一起去过那儿。医生担心我肺部不好，建议我们到那波利去呼吸点新鲜空气。我们一路上到过博洛尼亚、佩鲁贾和罗马。”
“噢！对了，小姐，”基督山大声说，仿佛她这个简单的提示足以勾起他全部记忆似的，“是在佩鲁贾，那天是圣体瞻礼节，就在拉波斯特旅馆的花园里。当时有夫人您，有小姐，有您儿子，还有我，我们是碰巧相遇的。”
“我记得佩鲁贾，先生。拉波斯特旅馆和您说起的那个节日，我也记得很清楚。”维尔福夫人说，“可是恕我记性太差，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当时有幸见过您。”
“真奇怪，我也想不起来。”瓦朗蒂娜抬起那双美丽的眼睛，望着基督山说。
“哦！我记得。”爱德华说。
“请让我来帮您一起回忆，夫人。”伯爵说，“那天天气很热，你们在等马车，可因为正在举行隆重的宗教仪式，马车一时过不来。小姐去花园的幽深处散步去了，您儿子追逐小鸟，也走远了。”
“我逮到鸟的，妈妈。”爱德华说，“你记得吗，我还在它尾巴上拔下三根毛呢。”
“您，夫人，当时在葡萄凉棚下面。您还记得吗，您坐在一条石凳上，我刚才说了，维尔福小姐和您儿子都不在您身边。有个人和您谈了很久。”
“哦，对，是这样，”少妇涨红了脸说，“我记起来了，我的确和一个穿呢披风的人交谈过……我想他是个医生。”
“一点不错，夫人，那个人就是我。当时我已经在那家饭店住了半个月，治愈过贴身男仆的高烧和饭店老板的黄疸病，所以人家把我当成了名医。夫人，您和我聊了很长时间，聊到许多事情。我们聊到佩鲁吉诺[1]和拉斐尔，聊到习俗和衣饰，还聊到有名的托法娜药水[2]，好像您听人说过，佩鲁贾还有人藏着这种药水的秘方呢。”
“噢！对了，”维尔福夫人神色有些慌张，急忙说道，“我想起来了。”
“我不记得您是怎么对我说的了，夫人，”伯爵极为平静地接着说，“可是我记得很清楚，您和别人一样错把我当成了医生，因此您向我咨询了维尔福小姐的健康状况。”
“可是先生，您确实是医生啊，”维尔福夫人说，“您不是治愈了好几个病人吗？”
“莫里哀或是博马舍会回答您说，‘夫人，正因为我不是医生，所以我并没有治好患者的病，而是患者不治而愈了’。我只想向您说明这一点，我对化学和博物学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不过您想必知道……也只是业余爱好。”
这时，钟敲六点整。
“六点钟了，”维尔福夫人说，焦躁之色明显可见，“瓦朗蒂娜，您不去看看爷爷是不是要用餐吗？”
瓦朗蒂娜起身，向伯爵行过屈膝礼，默默地走出客厅。
“天哪，夫人，您是因为我的缘故把维尔福小姐打发走的吗？”瓦朗蒂娜走出客厅后，伯爵说道。
“绝对不是。”少妇急忙说，“到点了，是该让人伺候诺瓦蒂埃先生吃饭了。他吃的那点可怜的东西，也只够勉强维持他那可怜的生命罢了。先生，您知道我公公的身体状况有多糟吗？”
“知道，夫人。维尔福先生对我说过，我想他是瘫痪了吧。”
“唉，是啊。这个可怜的老人完全不能动弹了，在这个躯壳里只有脑子还有知觉，但那也是很脆弱的，颤巍巍的，就像一盏快要熄灭的油灯。哦，对不起，先生，我尽和您说些家里不如意的事情，刚才您正说到您是一位能干的化学家，让我给打断了。”
“喔！我不是这么说的，夫人。”伯爵笑吟吟地回答说，“情况正好相反，我研究化学，是因为我打定主意要在东方生活，我想以米特里达梯[3]国王为榜样。”
“米特里达梯，本都王国国王，”那个小淘气一边从一本精美的画册上把图片剪下来，一边说，“他每天早晨喝一杯加奶油的毒药。”
“爱德华！你这孩子真讨厌！”维尔福夫人从孩子手中夺下被剪得残缺不全的画册，大声说，“你烦死了，我头都让你搅晕了。你走吧，到你爷爷那儿找姐姐去。”
“画册……”爱德华说。
“画册怎么啦？”
“我要画册……”
“你干吗把画都剪了？”
“我喜欢剪嘛。”
“你快走！走呀！”
“画册不给我，我就不走。”孩子一屁股坐在一张大椅子里说，完全是平时那副犟头倔脑的模样。
“拿去吧，别再来烦了。”维尔福夫人说着，把画册交给爱德华，陪他一起向房门走去。
伯爵的目光尾随着维尔福夫人。
“且看她随后是不是把门关上。”他暗自对自己说。
孩子出去后，维尔福夫人小心翼翼地关上房门；伯爵装作没有注意的样子。
少妇四下里环顾了一下，才走去坐在刚才那张椭圆形双人沙发上。
“恕我多嘴，夫人，”伯爵带着我们熟悉的那副天真的神情说，“您对这个可爱的小调皮管得太严了。”
“就该这样，先生。”维尔福夫人俨然一副做母亲的声腔。
“爱德华公子刚才关于米特里达梯国王的那段话，是高乃利乌斯·奈波斯[4]说的，”伯爵说，“要不是您打断了他，他还会背下去的。这说明家庭教师在他身上没有白花时间，您的儿子就他的年龄而言，真的是懂得很多了。”
“伯爵先生，”母亲接受了这番巧妙的恭维，回答说，“他的接受能力确实很强，学什么都是一学就会。他唯一的缺点就是太任性。嗯，说到他刚才背的那段话，伯爵先生，您是否相信米特里达梯当真采用过这种预防措施，而且这种措施确实行之有效呢？”
“我完全相信，夫人，我可以告诉您，我就是用这个办法，在那波利、巴勒莫和士麦那躲过了中毒的危险，换句话说，我要没预先防备的话，这条命十有八九就送在那儿了。”
“这个办法真的管用？”
“非常管用。”
“哦，对了，我记得您在佩鲁贾就对我提到过类似的情形。”
“是吗？”伯爵非常巧妙地装出惊讶的样子说，“我可不记得了。”
“我那时问您，毒药的毒性对北方人和南方人来说是不是一样的。您回答我说，北方人气质冷峻迟钝，南方人天性热情、精力充沛，他们对毒性的承受吸收能力有所不同。”
“是这样。”基督山说，“有些有毒的植物，我曾看见俄国人吃了一点儿没事。换了那波利人或者阿拉伯人来吃，可就必死无疑了。”
“这么说，您认为这种办法用在我们身上，要比用在东方人身上更有效，我们这些生活在多雾多雨地方的人，比热带地区的人更容易适应慢性中毒啰？”
“肯定如此。不过当然，能预防的只是已经适应的那种毒性。”
“噢，这我明白。那么，比如说您吧，您是怎样去适应，或者更确切地说，您是怎样适应过来的呢？”
“这很简单。假如您事先知道人家用的是哪种毒药……比如说是番木鳖碱……”
“番木鳖碱是从安古斯都拉树皮里提取出来的，我想。”维尔福夫人说。
“一点不错，夫人，”基督山回答说，“看来我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告诉您的了。请接受我的祝贺，掌握这门学问的女士还真不多见呢。”
“哦！不瞒您说，”维尔福夫人说，“我对神秘的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些学问像诗一样需要想象，又像代数方程那样可以用数字来求解。不过还是请您讲下去吧，您说的这些知识我太感兴趣了。”
“那好，”基督山说，“比如说，假定这毒药是番木鳖碱，您第一天服一毫克，第二天服两毫克，那么，十天以后，您就能服一厘克了。然后您每天加一毫克，再过二十天，就能服三厘克了，也就是说，您服用这个剂量不会感到任何不适，而对一个没有采取这种预防措施的人来说，这个剂量已经非常危险。最后，一个月过后，倘若您和别人用同一个水壶喝水，您就能让和您一起喝这水的人中毒致死，而您自己，若不是也会稍有不适，简直连水里掺有毒质这茬儿也觉不出来了。”
“您知道这种毒剂有什么解毒药吗？”
“我不知道。”
“我常常一遍又一遍地读米特里达梯的传记，”维尔福夫人若有所思地说，“总觉得那些故事好像是杜撰的。”
“不，夫人，他的传记不同于一般的故事，那都是确有其事的。不过，夫人，您对我说的这些事，以及您问我的这些事，想必不是随便想到的，因为两年以前您就问过我同样的问题，而且您长期以来一直这么关注米特里达梯的传记。”
“的确如此，先生，我在学校里最喜欢的两门课就是植物学与矿物学。后来我懂得了，药草的使用方式往往标志着东方民族的历史和个人的经历，就像花儿标志着恋情一样，这时，我恨不得自己生来就是个男子，可以成为弗拉梅尔[5]、封塔纳[6]和卡巴尼斯[7]那样的人。”
“还有，夫人，”基督山说，“东方人并不像米特里达梯那样只把毒药当作护胸甲，他们还把它当作匕首。科学在他们手中不仅是防御的武器，往往还是进攻的武器。前一种用于对付肉体的痛苦，后一种用于对付敌人。他们用鸦片、颠茄、安古斯都拉树皮、蛇木和桂樱，让那些想唤醒他们的人昏睡过去。人称名媛淑女的埃及女人、土耳其女人和希腊女人，有哪一个不会利用化学配制让医生目瞪口呆的毒剂，又有哪一个不会利用心理学做出让忏悔神甫魂飞魄散的举动？”
“真的吗！”维尔福夫人说，她眼里闪出的亮光，跟这场谈话似乎并不相干。
“哦，天哪！是真的，夫人，”基督山接着说，“东方的神秘悲剧都是这样开场和收场的，有了叫人喜爱的植物，也总有让人致命的植物；有了为人打开天堂之门的饮料，也总有把人推下地狱的饮料。人的生理和心理千变万化、千奇百怪，而这些药物同样也是千差万别的。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些化学家凭借高超的技艺，完全能根据自己爱的需要和复仇的愿望，分别配制相应的解毒药和毒药。”
“先生，”少妇说，“您在东方社会里度过了一生中的部分时光，这些社会当真就像我们从这些美丽国家听说的故事那么荒诞不经吗？一个人在那儿杀了人，竟然可以不受惩罚吗？加朗先生[8]笔下的巴格达和巴士拉岂不就是这样？这些社会由苏丹和大臣主宰，他们建立了在法国称为政府的国家机器，他们是真正的哈伦[9]和大祭司，他们不仅姑息纵毒犯，而且只要他作案手段高明，还可以让他当上首相，甚至把他的下毒经过用金字刻下来，供自己消遣解闷。是不是这样？”
“不是的，夫人，这样荒诞不经的事情，即使在那些东方国家也已经没有了。那儿也有警官、预审法官、检察官和鉴定人，只是名称和我们不同，服饰也完全不一样。在他们那儿，绞死罪犯，砍脑袋，甚至对罪犯处以木桩刑，都只是小菜一碟。而那些罪犯又特别狡诈，自有一套躲过法庭、以巧妙手段达到目的的办法。在我们这儿，一个被仇恨或贪婪迷住心窍的傻瓜，满心想除掉一个对头或者灭掉一个长辈的亲戚，会去一家杂货店，报一个假名——他不知道其实这比用真名更容易露馅——他借口家里有老鼠，吵得他睡不着觉，买了五六克砒霜。倘若他头脑活络的话，他还到五六家杂货店分头去买，结果使被认出的可能性增加了五六倍。买来毒药以后，他就给那对头或长辈服用，剂量之大简直可以毒死一头猛犸或是一头大象。结果服下药的人痛得哇哇直叫，左邻右舍全都给惊动了。于是来了一大帮警察和宪兵，医生也给唤来了。医生对死者做了解剖，从胃袋和肠子里刮出好些砒霜。第二日，上百家报纸登载这条消息，死者和杀人犯的名字都见了报。当天晚上，一家或者几家杂货店的老板跑来说：‘砒霜是我卖给他的。’别说是一个人来买，即使有二十个人来买过，他们也都认得出来。于是那个下毒的傻瓜被逮了起来，关进监狱，受审对质直到上断头台。或者，倘若罪犯是个稍有身份的女人，她就会被判终身监禁。你们那些北方人以为化学就是这么回事，夫人。我不得不承认，德吕[10]要比这高明得多。”
“有什么办法呢，先生！”少妇笑着说，“他们只有这点能耐。美第奇和博尔吉亚的秘方不是人人都有的唷。”
“现在，”伯爵耸耸肩膀说，“您愿意听我说说这些荒唐事的起因吗？这是因为在你们的剧院里——我看了正在上演的剧目的脚本，至少就这些脚本来看是这样——常常会见到某些演员吞下一瓶什么药水，或是咬一下戒指上的宝石，然后就直挺挺地倒下死了。五分钟后，帷幕落下，观众也就走了，根本不知道谋杀案的下文是怎样的。他们既看不到佩着绶带的警官，也看不到带着四个士兵的伍长，这就让许多头脑简单的人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您只要离开法国，去阿勒颇[11]、开罗，或者就去那波利或罗马也行，您会看见街上走着一个个腰杆笔直、精神饱满、面色红润的人，而假如那个裹着披风的瘸腿魔鬼[12]正好和您擦肩而过，他却会对您说：‘这家伙中毒已经三个星期，再过一个月就要死了。’”
“这么说来，”维尔福夫人说，“他们找到托法娜药水的秘方喽。可我听说，佩鲁贾这种有名的药水已经失传了。”
“哦，天哪！夫人，这世上真有什么东西会失传吗？各种技艺都会不胫而走，满世界地跑的呢。有时只是变了个名称而已，一般人就被蒙住了，其实变来变去还是一回事。毒药不是对这个器官，就是对那个器官起作用，有的作用于胃，有的作用于大脑，有的又作用于肠子。比如说，服了某种毒药的人会咳嗽，咳嗽引起肺部发炎或者别的什么在医书上有名目的疾病，反正最后都有致死的可能，即便不死，那些庸医也会把他们治死。一般说来，那帮医生的化学知识都很可怜，他们开的药治不治得好病，真是天晓得。于是，一个人就这么不着痕迹地死了，法律对此也无可奈何。这些事情，我都是听我的一位朋友说的，他就是西西里岛达奥米纳修道院可敬的阿德尔蒙特神甫，这位了不起的化学家对他的国家的这类现象做过深入的研究。”
“这真可怕，可也真有趣，”少妇说，她刚才一直凝神屏气地在听，“不瞒您说，我还以为这些故事都是中世纪的创造呢。”
“对，有这可能，但是这些创造在我们的时代得到了完善。倘若不是为了使社会日臻完美，时间也好，奖励也好，勋章、十字章和蒙蒂翁奖也好，要来又有什么用呢？而人只有在能像天主那样既会创造又会破坏的时候，才能变得完美。人已经懂得怎么破坏，但整个旅程仅仅走了一半。”
“所以啊，”维尔福夫人说，她始终要把谈话拉回到那个话题上来，“博尔吉亚、美第奇、勒内、拉格利[13]，也许以后还有德·特伦克男爵[14]，现代的悲剧和小说中大肆渲染这些人的毒药……”
“这些毒药并非等闲之物，夫人，而是艺术品，”伯爵说，“您以为真正的学者会那么平庸，仅仅满足于对付某个个人吗？不。科学研究看重的是峰回路转，是出奇制胜，甚至可以说是异想天开。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那位杰出的阿德尔蒙特神甫就做过许多惊人的试验。”
“是吗！”
“可不是。我就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吧。他有一座很漂亮的花园，里面种了蔬菜、鲜花和水果。他选了一种大家都爱吃的蔬菜，比如说就是卷心菜吧。接连三天，他用砒霜溶液浇灌这棵卷心菜。到了第三天，卷心菜开始发蔫变黄，他就把它摘下来。这棵卷心菜外表还不错，大家都以为它已经成熟了，只有阿德尔蒙特神甫知道，这棵卷心菜中了毒。他把这棵卷心菜带回家，抱来一只兔子——阿德尔蒙特神甫养了很多兔子、猫和豚鼠，其数量不比他的蔬菜、鲜花和水果少——他让抱来的兔子吃那棵卷心菜的叶子，兔子死了。有哪个预审法官敢对此吹毛求疵，有哪个检察官会因马让迪先生或弗卢朗斯先生[15]毒死几只兔子、几只豚鼠或几只猫起诉他们呢？没有。所以，兔子死了，法律不会出面来追究。阿德尔蒙特神甫吩咐厨娘把死掉的兔子开膛破肚，把内脏扔在一堆厩肥上。厩肥上有只母鸡啄食了这些内脏，第二天就死了。而就在它临死前抽搐挣扎的当口，飞来一只秃鹫（阿德尔蒙特那地方秃鹫挺多），它冲向母鸡尸体，把它叼到一块岩石上，饱餐一顿。那不幸的秃鹫自从吃了那一餐后一直感到不舒服，三天后在云端飞翔时突然一阵眩晕，凌空栽了下来，掉进了您的鱼塘。那些贪食的白斑狗鱼、鳗鱼和海鳝争先恐后地去咬秃鹫。好，假定第二天这条鳗，这条白斑狗鱼或是海鳝，也就是说第四轮的中毒者，上了您的餐桌，那么您的客人就是第五轮中毒者了。这位客人经受了八到十天肠胃剧痛、心脏难受和幽门脓肿的折磨，终于一命呜呼。尸体解剖后，医生说：
“‘患者死于肝肿瘤或是伤寒。’”
“您把这么些事情串在一起了，”维尔福夫人说，“可是随便出现一个意外就会破坏这个因果链。秃鹫可能那时候没有飞过来，也可能后来掉在了鱼塘百米开外的地方。”
“这就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啊：在东方要成为一个杰出的化学家，就要能够把握偶然。这是可以做到的。”
维尔福夫人若有所思地听着。
“可是，”她说，“砒霜是消除不了的。无论通过哪种方式吸收，只要剂量大到足以致死，它在人体内总会留下痕迹。”
“说得好！”基督山大声说，“说得好！这正是我向可爱的阿德尔蒙特提的问题。
“当时他想了想，微微一笑，用一句西西里谚语回答我，我想法国人也说这句谚语：‘我的孩子，世界不是一天之内创造出来的。那要用七天呢。你星期天再来吧。’
“下一个星期天，我去了。他不再用砒霜溶液浇灌卷心菜了，这回用的是马钱子碱的盐溶液，学名叫strychnos colubrina[16]。卷心菜看上去一点不发蔫，兔子当然也不会起疑。不过，五分钟过后兔子死了。母鸡啄了死兔子，第二天也死了。这时我们充当秃鹫带走了母鸡。解剖开来一看，没有任何异常症状，见到的只是一般病兆。除了神经系统紊乱，有脑溢血症状以外，任何器官都没有特殊征象。所以，解剖的结论是母鸡死于中风，而不是被毒死的。我很清楚，母鸡中风非常罕见，但人中风却是常有的事。”
维尔福夫人听得愈来愈入神了。
“让人庆幸的是，”她说，“这种毒药只有化学家才会配制。否则这世界上会有一半人要去毒死另一半人了。”
“化学家能配制，喜欢化学的人也能配制。”基督山漫不经心地应声说。
“再说，”维尔福夫人说，她似乎竭力想摆脱萦绕在脑际的某些念头，“不论犯罪的手段有多高明，罪行总是罪行。即使能逃脱人间的惩罚，也逃不过天主的眼睛。在怎么看待良心的问题上，东方人比我们聪明，他们谨慎地取消了地狱的观念，这一来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
“喔，夫人，像您这样高尚的人，头脑里有这种顾虑是非常自然的，可是仔细分析一下，您的顾虑也就可以打消了。人类思想丑恶的一面，可以借用让-雅克·卢梭的一句话来概括，这句话您想必是知道的：‘举手一指，五千里外中国大官死于非命。’[17]人的一生在这类梦想中度过，聪明才智也消耗在了处心积虑的谋划之中。真的傻到往人家心口捅一刀，或者往人家的菜里投毒，靠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剂量的砒霜来收拾人家，这样的人毕竟是少而又少的。这实在是太古怪、太愚蠢了。要那么干，血液的温度得升至三十六摄氏度，脉搏得跳到九十跳，精神也得超常亢奋才行。但如果我们按语言学常用的办法，换一个含意比较模糊的同义词，就可以说您只是排除一个障碍而已。您无非就是让挡您道的家伙挪个地方，您无须去干卑劣的谋杀勾当，不必跟人冲突，不必诉诸暴力，不必使用让人皮肉受苦的器械，因为一旦动用那些东西，死去的人就成了殉难者，动手的人就成了严格意义下的carnifex[18]。而要是没有血，没有惨叫，没有挣扎，尤其是在完事的那一瞬间，没有那种惨不忍睹的情景，那您就完全可以逃脱法网，没人会来对您说：‘不准扰乱社会！’这就是东方人干这类事每每得手的经验之谈，他们都是些严肃而冷静的人，大事临头沉得住气，不计时间得失，不达目的不罢休。”
“难道不会受到良心谴责吗？”维尔福夫人暗自叹了口气，声音激动地说。
“对，”基督山说，“说得对，幸好还有良心这东西，要不然做人就太不幸喽。我们每次下手过后，总有良心会来拯救我们，良心总能让我们找出一千条理由来为自己开脱，尽管这些理由在法庭上未必站得住脚，未必能保住我们的性命，但是它们看上去冠冕堂皇，足以让我们坦然安睡。比如说，理查三世除去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孩子以后，良心就帮了他大忙，因为他可以对自己说：‘他俩是一个残忍而暴虐的国王的孩子，他们秉承了父亲的恶习，只有我才能从他们童年的性格中认出这种劣根性；这两个孩子阻碍我为英国人民造福，他们将使英国人民遭受万劫不复的苦难。’同样，良心也帮了麦克佩斯夫人[19]的忙，不管莎士比亚怎么说，她并不是为丈夫，而是想为儿子弄到一个王位。哦！母爱是一种伟大的天性，是一种强有力的推动力，出于母爱，许多事情都可以得到原谅；这不，在邓肯被杀死之后，倘若麦克佩斯夫人没有良心这个诡辩家来为自己开脱，她不就真的太不幸了吗？”
德·维尔福夫人如饥似渴地听着伯爵的每一句话，这些闻所未闻的警句，这些令人心颤的诡辩，从伯爵嘴里说出来，既像无心言之，又像内含讽意。
沉默片刻后，她开口说：
“您知道吗，伯爵先生，您是位可怕的辩论家，您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未免太无情了吧！莫非您是通过蒸馏器和蒸馏罐在观察人性，所以才把世界看成这样的吗？但您讲得对，您是一位了不起的化学家，您给我孩子用的药剂，那么神奇地救了他的命……”
“哦！请别把它说得太好，夫人，”基督山说，“一滴这样的药剂，足以使奄奄一息的孩子恢复生命，可是用上三滴，可能就会让血液涌入肺部，使他心跳过快；六滴，就可能抑制他的呼吸，引起比原先更严重的昏厥；十滴呢，就足以让他送命。您想必也瞧见了，夫人，当他无意间要去碰这些药瓶时，我是怎样赶紧把他给挡住的吧？”
“这么说，这是一种可怕的毒药？”
“哦！不，不是这样！首先，我们得明确这一点，‘毒药’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在医学上，医生使用的药品有时候要毒得多，但只要按处方的剂量服用，这些药品照样是治病的良药。”
“那么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的朋友，那位杰出的阿德尔蒙特神甫精心配制的药剂，用法也是他教给我的。”
“噢！”德·维尔福夫人说，“那它想必是一种很有效的镇静剂。”
“非常有效，夫人，您刚才已经亲眼看到了，”伯爵答道。“我常用它，当然，用得极其谨慎。”他笑着补充说。
“这我相信，”德·维尔福夫人以同样的语气说道，“我这人呀，体质过敏，特别容易昏厥，我还真需要一位像阿德尔蒙特这样的医生给我配制一种药剂，让我可以保持呼吸畅通，不必担心哪天会一下子透不过气来，就此送命。不过，既然这药剂在法国无法觅到，而那位神甫大概也不会为了我专程到法国来一趟，我只好继续服用布朗什先生给我开的镇静剂；薄荷精和霍夫曼滴剂对我来说还是挺管用的。瞧，这就是我让他特地为我备制的片剂，用的是双倍剂量。”
基督山把少妇递过来的玳瑁匣子打开，很内行地嗅了嗅药片的味道。
“做得很精致，”他说，“但药片必须吞服，对昏厥过去的人来说，这一点往往难以做到。我还是更喜欢我的特效药。”
“那当然，我亲眼见过它的药效，我当然也更喜爱它喽。不过这想必是一种秘方，我可不敢冒昧请您割爱哟。”
“可是，夫人，”基督山起身说道，“我想请您赏脸让我献个殷勤，收下这东西。”
“哦！先生。”
“但请您千万记住，用小剂量，它是一帖良药，用大剂量，可就是一种毒药了。用一滴可以救人性命，这您已经看见了；而只要用五六滴，那人必死无疑，尤其可怕的是，倘若把它滴在葡萄酒里，酒是不会变味的。得，就此打住吧，夫人，要不我真有好为人师之嫌了。”
六点半的钟声刚响过，仆人来通报说，德·维尔福夫人的一位女友到了，她是约好来和女主人共进晚餐的。
“倘若我已经有幸见过您三四回，伯爵先生，而不是才第二回，”维尔福夫人说，“倘若我有幸是您的朋友，而不仅仅是刚受过您恩惠的人，我一定会执意留您吃饭，而且想必不会第一次开口就自讨没趣的。”
“我心领了，夫人，”基督山答道，“可我也已有约在先，不能食言，我答应了今晚陪一位女友去看戏，她是一位希腊公主，还没去过巴黎歌剧院，想让我带她去见识见识。”
“那好吧，先生，可是别忘了我的药方。”
“怎么会呢，夫人！要忘掉药方，我就得先忘掉在您身边度过的美妙时光：这是不可能的。”
基督山躬身致意，走出房门。
维尔福夫人仍在出神地冥想。
“真是个怪人，”她自言自语说，“我看哪，他的教名只怕就叫阿德尔蒙特吧。”
基督山呢，结果之成功，超出了他的预期。
“瞧着吧，”他边走边自言自语说，“这是一块沃土，把种子撒在上面，我不信会结不出果子。”
第二天，他信守诺言，把那张药方送了过去。
[1]佩鲁吉诺（1445—1523）：意大利画家，文艺复兴盛期代表人物拉斐尔（1483—1520）的老师。
[2]托法娜药水：一种毒药。亦称佩鲁贾药水。十七世纪末，一个名叫托法娜的西西里妇女在那波利发明了这种以砒霜为主要成分的慢性毒药，起名“巴里的圣尼古拉甘露”公开出售，造成600人致死的后果。1719年托法娜被判处绞刑。
[3]米特里达梯（？—公元前63）：本都王国国王。据称会说22种语言，并从青年时代起就学习各种植物类毒药的性能和用法。
[4]奈波斯：公元前一世纪历史学家。著有《统帅传》，其中记述了米特里达梯的事迹。
[5]弗拉梅尔（1330—1480）：法国富翁，相传精通炼金术，能从石头里炼出金子。
[6]封塔纳（1730—1805）：意大利解剖学家、生理学家，对蝰蛇的毒性有独特的研究。
[7]卡巴尼斯（1757—1808）：法国哲学家，生理学家。第十六章中曾提到此人。
[8]加朗（1646—1715）：法国东方学家，《一千零一夜》的译者。虽然译文中多有不确之处，但他的译本对法国好几代读者均有极大影响，大仲马本人也深受其影响。
[9]哈伦·赖世德（公元766—公元809）：阿拔斯王朝第五代哈里发。《一千零一夜》中描述了他的宫廷生活。
[10]德吕（1734—1777）：法国多次投毒的谋杀犯。他的受审和处决在当时均引起轰动，影响一直延续到两代人以后。
[11]阿勒颇：叙利亚北部城市。奥斯曼帝国时期近东最大的贸易中心。
[12]法国作家勒萨日（1668—1747）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他会把书中人物住所的屋顶掀起，让读者看见屋里的场景。
[13]勒内·弗洛朗丹是美第奇家族成员凯瑟琳的占星师，科西莫·拉格利则是专为凯瑟琳制作香料的化学家。
[14]德·特伦克男爵（1726—1794）：德国探险家。曾在监狱中度过许多年头，1791年被指控为奥地利间谍，后被处死。
[15]马让迪（1783—1855）和弗卢朗斯（1794—1867）均为法国著名生理学家。
[16]拉丁文：蛇藤属马钱子。
[17]卢梭的著作中没有类似的说法。倒是夏多布里昂曾多次引用这句话，并借此发问：倘若只要举手一指，就能杀死一名远在中国的官员，一下子成为富翁，而且无须担心会被人发现，那么大多数的人会不会干呢？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也把以令人生疑的方式致富的人称为“杀了中国大官”而致富的人。
[18]拉丁文：杀人者，凶手。
[19]麦克佩斯夫人：莎士比亚戏剧《麦克佩斯》（一译《麦克白》）中麦克佩斯的妻子。她怂恿丈夫杀死堂兄弟邓肯一世并自立为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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