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八重返王位约莫一年的时候，监狱督察长前来巡察。
唐戴斯在地牢里听见了上面嘈杂的声响。这些门轴转动和木门开启的动静在地面上听起来固然很响，但在地下是很难分辨的，只有习惯于在黑夜的静谧中谛听的囚犯才能听清——他们听惯了地牢里蜘蛛织网、凝聚的水珠每隔一小时滴落一次的声音。
他猜想那些鲜活的人群中间一定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长久以来，他几乎生活在一座坟墓里，觉得自己跟死人没什么两样了。
结果，是督察长来逐一视察大牢、单间牢房和地牢。他询问了好几个犯人，之所以选这些犯人，或是因其表现好，或是因其特别傻。督察长问他们伙食怎么样，有什么要求。
他们一致回答伙食糟糕，要求恢复自由。
督察长问他们有没有别的事情要向他说。
他们又都一致摇头。这些犯人还有什么比自由更为宝贵的东西要申请呢？
督察长微笑着转过身子，对典狱长说：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上面要叫我们这么徒劳无益地巡回视察。看过一个犯人就等于看了一百个，听过一个犯人讲，就等于听了一千个，永远是千篇一律：吃得不好，自己无辜。还有其他犯人可以看看吗？”
“有，我们还有危险和发疯的犯人，关在地牢里。”
“去看看吧，”督察长带着极为厌倦的神色说，“还得恪尽职守哟，下去看看地牢吧。”
“请稍等，”典狱长说，“让我先去找两个士兵来。犯人有时会走极端，或者是活得不耐烦了，想被定成死罪。因此您有可能成为一次绝望行动的牺牲者。”
“那么就采取预防措施吧。”督察长说。
典狱长派人找来两个士兵，一行人开始沿着一条霉腐、恶臭、潮湿的楼梯往下走。单单在这儿走上一走，眼睛、鼻子和呼吸就都会变得极其难受。
“嚯！”督察长走到半道停住说，“谁能住在这种鬼地方？”
“一个最危险的谋反分子，上面特别关照说他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家伙。”
“他一个人住？”
“当然。”
“他在这里多久了？”
“将近一年。”
“他一来就关在地牢里？”
“不是的，先生。他想杀死一名为他送饭的狱卒，这才被关进地牢的。”
“他想杀死狱卒？”
“是的，先生，就是替我们掌灯的这个人。是这样吗，安托万？”典狱长问。
“对，他要杀我。”那狱卒说。
“是吗！他是个疯子？”
“比疯子更糟，”那狱卒说，“简直是魔鬼。”
“不要训训他吗？”督察长问典狱长。
“不用了，先生，像这样已经够他受的啦；再说他也快疯了。这种情形我们见过，我看不出一年，他的神经就完全错乱了。”
“这对他来说，说不定倒是好事，”督察长说，“真的疯了，痛苦反而少些。”
读者不难看出，这位督察长是个挺有人情味的人，很适合从事这份应以博爱为怀的工作。
“您说得对，先生，”典狱长说，“您的想法表明您对这事儿琢磨得挺透彻。这不，二十来尺[1]开外还有一个地牢，可以从另一个楼梯下去。那里面关着一个老神甫。他当过意大利一个政党的头儿，一八一一年起关在这儿，一八一三年底发了疯。从那以后，他就像变了个人：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先是愈来愈瘦，后来又长胖了。您看这一位不如看那一位，他疯得有趣，看了不会让您伤感。”
“我两个都看，”督察长说，“做事得做实在喽。”
督察长是第一次巡视监狱，想给上峰留个好印象。
“我们先进去看第一个地牢吧。”他又说。
“好的。”典狱长答道。
说完，他向掌匙狱卒示意，后者打开了门。
唐戴斯蹲在地牢的一角，带着难以言状的激动迎接穿过狭窄的铁栅射进来的微弱日光。听到笨重的铁锁嘎嘎作响，锈蚀的铰链在支轴上转动发出的刺耳声音，他抬起头来。看见一个陌生人由两个狱卒擎着火把照明，典狱长帽子拿在手上和他说话，旁边还有两名士兵护送，唐戴斯猜出了来人的身份。向上级部门申诉的机会终于盼到了，他双手合在胸前，猛地扑上前去。
士兵们立即把刺刀交叉成十字，他们以为犯人要伤害督察长。督察长本人也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
唐戴斯发现他们把他看成凶狠的要犯了。
于是，他在目光中凝聚起内心所能有的全部温顺和谦恭，极其恭敬地一口气说了很多话，想以此来打动来访者。见他这么会说，在场的人都挺惊讶。
督察长从头到底听完唐戴斯的陈述，然后转向典狱长轻声说：
“他会皈依宗教的，他已经变得顺从多了。瞧，威吓对他还是管用的，他在刺刀前退缩了。可真的疯子是什么都不怕的。关于这一点我在夏朗东[2]做过很有趣的研究。”
接着，他向犯人转过身去。
“长话短说，”他说，“你有什么要求？”
“我希望知道我犯了什么罪；我请求他们给我找法官；我要求公开审理我的案子；最后，如果我真的有罪，我要求你们枪毙我，而如果我是无辜的，你们应给我自由。”
“你的伙食好吗？”督察长问。
“嗯，算好吧，我不知道。不过这无关紧要；重要的，不光和我这个不幸的犯人有关，而且和所有主持正义的官员有关，和治理天下的国王有关的，是一个无辜的人不该成为卑鄙的告发的牺牲者，不该永远被关在狱中咒骂刽子手。”
“你今天挺驯顺，”典狱长说，“但你不总是这样的，你想杀死看守那会儿，说的可是另一番话。”
“不错，先生，”唐戴斯说，“我向他表示歉意，他对我一直很好……可是，您让我怎么办呢！我那时候是疯了，我恨极了。”
“你现在不疯不恨了？”
“不了，先生，监禁磨灭了我的意志，销蚀了我的心灵……我来这里已经很久了！”
“很久了？……你是什么时候被捕的？”督察长问。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
督察长计算着。
“今天是一八一六年七月三十日。瞧你说的，你关在这儿才十七个月。”
“才十七个月！”唐戴斯说，“噢！先生，您不知道十七个月的监禁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十七年，就是十七个世纪啊！您不知道对像我这样一个离幸福只有一步之遥，一个马上就要娶心上人为妻的人，对于我这样一个锦绣前程已在面前展现，而转瞬间一切又都化为泡影的人，十七个月的监禁意味着什么！我正沐浴在美好的阳光里的时候，却突然跌入最幽深的黑夜，发觉前途毁于一旦，不知道我所爱的人是否还在爱我，也不知道年迈的父亲是死了还是活着，这又意味着什么！十七个月，对一个习惯于辽阔无垠的海面上清新的空气，过惯了海员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生活的人来说，是多么漫长啊！先生，您知道吗，即使犯下了人类语言所能形容的最令人发指的罪行，十七个月的监禁也是残酷的呀。可怜可怜我吧，先生，我不求从轻发落，我只求让法官审判我。你们总不能不让一个被告寻找法官吧。”
“好，”督察长说，“我们知道了。”
接着，他又转身对典狱长说：
“说真的，这个可怜虫还真让我有点难过。上去以后，您把他的入狱卷宗拿给我看看。”
“遵命，”典狱长说，“不过我想，您看到的会是对他不利的可怕的记录。”
“先生，”唐戴斯接着说，“我知道您本人不能决定让我从这里出去，但您可以向当局转达我的请求，您可以促成一次调查，总之，您可以让我接受审判：一次审判，就是我的全部请求。这样可以让我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被判了什么刑；您也瞧见了，不审不判是一种最可怕的酷刑。”
“你得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讲一下。”督察长说。
“先生，”唐戴斯大声说，“我从您的声音里听出您已经动了恻隐之心。先生，请告诉我我有希望了。”
“我不能对您说这句话，”督察长答道，“我只能答应查阅您的档案。”
“噢！这么说，先生，我自由了，我得救了。”
“当时是谁下的逮捕令？”督察长问。
“德·维尔福先生，”唐戴斯回答说，“请去看看他，和他谈一下吧。”
“德·维尔福先生调离马赛已经有一年了。他在图卢兹。”
“噢！原来是这样，”唐戴斯轻声说道，“我唯一的保护人调走了。”
“德·维尔福先生和你有没有仇？”督察长问。
“没有，先生；他对我非常友好。”
“那么他已经留下的，或者还会给我的有关你的材料，我都是可以相信的啰？”
“完全可以相信，先生。”
“那好，你等着吧。”
唐戴斯跪倒在地，双手举向上天轻声祈祷，感激这个察看监狱的人，这个拯救地狱中灵魂的人。
地牢的门重又关上，但督察长带来的希望也关在唐戴斯的地牢里了。
“阁下马上调阅入狱档案，还是先去神甫的地牢？”典狱长问。
“一次看完吧，”督察长答道，“要是往上走到有亮光的地方，只怕就没有勇气再下来喽。”
“喔！这个犯人跟刚才的不一样，他那疯劲儿，您看了准会觉得有趣。”
“他怎么个疯法？”
“嚯！疯得挺古怪，他自以为拥有一个极大的宝藏。被捕的第一年，他说如果政府还他自由，他就奉献给政府一百万；第二年，增加到两百万，第三年，三百万，每年往上加。他已经坐了五年牢，他准会要求和您密谈，给您五百万。”
“嗬嗬！果然很有趣，”督察长说，“这个百万富翁叫什么呢？”
“法里亚长老。”
“二十七号！”督察长说。
“就这儿。把门打开，安托万。”
掌匙狱卒开了门，督察长好奇的目光探进疯长老的地牢。
监狱上下都这么称呼这个犯人。
牢房正中，一个几乎赤身裸体的人躺在用墙上剥落的石灰在地上画出的一个圈子里。他那破成一缕一缕的衣服，已经遮不住身子了。地上画着一些清晰的几何图形，他正聚精会神地思考问题，神情与被马赛鲁斯麾下士兵杀死的阿基米德[3]极为相像。地牢门打开时声音传来，他没挪动一下身子。但当火把那不寻常的光芒骤然照亮湿漉漉的地面时，他吃了一惊。他猛地回过头来，诧异地看着这么些人鱼贯走下他的地牢。
他赶紧抓起扔在床脚跟前的被单，手忙脚乱地披在身上，好让自己别在陌生人面前过于出丑。
“你有什么要求？”督察长千篇一律地问道。
“我么，先生，”神甫神色惊异地说，“我没有要求。”
“您没弄明白，”督察长接着说，“我是政府特派员，我的任务是巡视监狱，听取犯人的意见。”
“哦，那就另当别论了，先生，”神甫赶紧大声道，“我希望我们能谈得来。”
“瞧，”典狱长低声说，“我不是说过吗？这就要开始了。”
“先生，”犯人继续说，“我是法里亚神甫，出生在罗马；我给罗斯皮里奥西红衣主教当了二十年秘书。我一八一一年初被捕，不知道被捕原因。从那以后，我就一直要求意大利和法国当局释放我。”
“为什么向法国当局要求呢？”典狱长问。
“因为我是在皮翁比诺[4]被捕的。据我推测，皮翁比诺也像米兰和佛罗伦萨一样，已经成为法国某个省的省会了[5]。”
督察长和典狱长相视一笑。
“嗨，”督察长说，“你的意大利新闻已经过时了。”
“这是我被捕那天的事情，先生，”法里亚长老说，“皇帝陛下为上天刚赐予他的儿子建立了罗马王国[6]，我想他出师连连告捷，大概已经实现了马基雅弗利[7]和恺撒·博尔吉亚[8]的梦想，使意大利成为一个统一的王国。”
“先生，”督察长说，“幸而上天有眼，在我看来你竭诚支持的这个宏伟计划出了点岔子。”
“这个计划是使意大利强大、独立和幸福的唯一办法。”长老答道。
“有可能，”督察长说，“但我此行的目的不是和你讨论意大利的政治，而是像我刚才做的那样询问，你对监狱的食宿有什么意见。”
“监狱的伙食都差不多，”长老回答说，“也就是说非常糟糕。至于住宿，您看见了，这里很潮湿，不卫生，但作为一间地牢还说得过去。现在，我想说的不是这些，而是意义极为重大、涉及最高利益的一桩秘密。”
“来了吧。”典狱长低声对督察长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见到您会如此高兴的缘故，”长老继续说，“虽说您在我做一项极重要的计算时打扰了我，如果这项计算做成了，也许能修正牛顿定律。您能赏光和我私下里谈一会儿吗？”
“得，不出我的所料吧？”典狱长对督察长说。
“您的犯人您很了解。”督察长笑着说。
接着，他又转向法里亚说：
“先生，我无法满足你提出的要求。”
“可是，先生，”长老说，“如果事关政府获得的一笔巨款，比如说五百万呢？”
“得，”督察长转身对典狱长说，“您的预言准确到数字了。”
“噢，”神甫看见督察长动了动身子准备退出，马上说，“我们不一定非得单独谈不可，典狱长先生也可以在场。”
“亲爱的先生，”典狱长说，“不巧的是我们事先就知道您会说什么了。是关于你的宝藏吧？”
法里亚凝视着这个嘲弄者，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可以看到他的目光中闪动着理性和睿智之光。
“没错，”他说，“不说这个你要我说什么呢？”
“督察长先生，”典狱长说，“这个故事我可以讲得和长老一样好。听了四五年我的耳朵都听腻了。”
“典狱长先生，”长老说，“这证明了您就像《圣经》上说的那些人一样，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亲爱的先生，”督察长说，“托上天的福，典狱长挺有钱，他不需要你的钱；把钱留着等你出狱的那天用吧。”
长老双眼圆睁，一把抓住督察长的手。
“可要是我出不了狱呢，”他说，“如果当局不顾公道把我关在这个地牢里，而我生前没能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这笔财富不是付诸东流了吗？政府、还有我，如果能用上这笔钱，岂不更好吗？我出六百万，先生，是的，我愿意出六百万，只要你们放了我，我有余下的钱就够了。”
“说真的，”督察长轻声说，“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疯了，听他说话的口气那么自信，说不定真会相信他说的是实话呢。”
“我没有疯，先生，我说的是实话，”法里亚接口说，他凭着犯人特有的敏锐听觉，听见了督察长的每一句话，“我说的这个宝藏确实存在，我提议我们签订一份合同，然后你们带我去我指定的地点，当着我的面挖掘。假如我扯谎，假如一无所获，假如真像你们说的那样我是个疯子，那好！你们再把我带回这个地牢来，我将在这儿度过余生，至死不再向您和任何人提任何要求。”
典狱长笑了起来。
“你的宝藏很远吧？”他问。
“离这儿有一百里。”法里亚答道。
“想得倒美，”典狱长说，“倘若每个犯人都要把看守带上走一百里地玩玩，而那些看守又都答应陪他们去走，那么犯人逃跑的机会就来啰：这么长途跋涉，逃跑的机会自然有的是。”
“这一招并不新鲜，”督察长说，“这位先生甚至得不到发明权。”
接着，他又转身面向长老。
“我问你的是伙食怎么样。”他说。
“先生，”法里亚说，“如果我对您说的是实话，如果我给您指出的地点真埋着宝藏，请您向上帝发誓还我自由。”
“你的伙食怎么样？”督察长又问一遍。
“先生，您这样做是不会冒风险的，您瞧，我不想寻觅机会逃跑，你们去那儿时，我还留在牢里好了。”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督察长不耐烦地说。
“您也没有回答我的请求！”长老喊道，“您就同其他那些不肯相信我的白痴一起见鬼去吧！你们不想要我的金子，我自己留着；你们不肯还给我自由，天主会还给我。行了，我没什么要说的了。”
说完，他扔下被单，捡起一块石灰，重新在圈子正中坐下，继续画线、计算。
“他在干什么？”督察长转身退出时问。
“算他的宝藏呗。”典狱长说。
法里亚向他投去极为鄙夷的一瞥，以回报他的讥讽。
他们出去，狱卒关上了门。
“他过去大概真的有点财产。”督察长走上石级时说。
“也说不定是做梦梦见，”典狱长回答说，“第二天醒来就变疯了。”
“其实，”督察长无意中道出了世弊的症结，“他如果真富有，也就不会进监狱喽。”
法里亚长老的一次际遇就这样结束了。他仍然当他的囚犯，不过，在这次视察之后，这个逗人发笑的疯子更加著名了。
卡里古拉和尼禄[9]这两个喜欢异想天开，热衷于探寻宝藏的皇帝，如果听到可怜长老的这番话，一准会把他所盼望的空气、他所企求的空间，以及他愿以如此昂贵代价赎回的自由全都给他。如今的君主囿于现实的天地，再也没有敢想敢做的勇气了。他们惧怕下达命令时被人偷听，惧怕所做的事情有人窥视，不再感到自己是天神的化身。他们只是戴着王冠的凡人而已。从前，他们自以为是朱庇特的儿子，至少对自己是这么说的，他们身上多多少少还有着他们天父的遗风。而在云天之外的一切，常人是难以企及的。然而如今的君王很容易企及。因此，专制政府不愿把囚禁和酷刑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也不愿让一个被严加审讯的犯人肢体不全、伤痕累累地重见天日。由于疯病是一种精神备受折磨之后在污浊的地牢里与之俱生的溃疡，患此病者总是被十分小心地藏在他的病源地，或者说，即使能被释放，他也会被深藏在某家阴森森的医院里，医生面对狱卒送去的这些体脑残缺的患者，既看不出他们还有人的模样，也看不出他们还有人的思想。
法里亚长老是在监狱里发的疯，鉴于他的病状，他被判了无期徒刑。
至于唐戴斯，督察长没有食言。他上去回到典狱长那里，就让人把入狱档案取来了。有关这个犯人的批语如下：
埃德蒙·唐戴斯
狂热的波拿巴党人，曾积极参与厄尔巴岛事变。
须绝密关押并严加监视。
在档案中，这几行字的笔迹跟前面的不一样，用的墨水也不同。这表明批语是唐戴斯被监禁之后添加上去的。
指控措辞有力，无懈可击。督察长在下面写上：
无须复议。
可以说，这次巡视倒使唐戴斯大为振奋；自他入狱之后，他早已忘了计数时日，然而巡视员又给了他一个新的日期，这个日期唐戴斯是从此不会忘记了。督察长走后，他用天花板上剥落的一块石灰在墙上写下：一八一六年七月三十日。从那时起。他每天刻上一道线，使自己对时间心中有个数。
时光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地流逝了。唐戴斯始终等待着。一开始，他把自己获释的时间定为半个月。看来督察长对他的事情还有一些兴趣，即使不急着去办，那么有十五天也足够了。十五天过去了，他心想，要让督察长在回巴黎之前就办理他的事，那未免有些荒唐，只有等他巡视完之后才会回到巴黎，而他的巡视时间可能要持续一两个月。于是他定下了三个月，而不是十五天的期限。三个月过去了，他又冒出了新的想法，把期限宽延到六个月。六个月又过去了，他一个限期接着一个限期往后挪，一直等到了十个半月。在这十个半月中，监狱里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让他感到慰藉的消息传来。他问狱卒，狱卒一如往常三缄其口。唐戴斯开始怀疑起自己的神志来了。他想，记忆中的这件事莫非是大脑的错觉，那位出现在他牢房里的抚慰天使莫非是插着梦的翅膀下到他的牢房里来的。
一年过后，典狱长调任前往汉姆堡[10]履新。他带走了好几个下属，其中有看守唐戴斯的狱卒。新的典狱长上任后，觉得记这些犯人的名字太麻烦，于是干脆把他们编上号。这个人满为患的可怕旅社共有五十个房间，住客就按住房号码编号；我们不幸的年轻人不再叫唐戴斯这个姓或埃德蒙这个名字了，他叫三十四号。
[1]本书中的“尺”都指法尺（pied）。一法尺相当于325毫米。
[2]夏朗东：离巴黎不远的一座小城，当时那儿有一所疯人院。
[3]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公元前212）：古希腊学者。相传马赛卢斯统率罗马军队攻陷叙拉古城时，阿基米德正在家里的沙地上画数学图形，他对闯进来的士兵大喊，“别动我的图形！”但还是惨遭杀害。
[4]意大利托斯卡纳区的沿海城市，与厄尔巴岛遥遥相望。
[5]拿破仑执政后将全国划分为88个省。随着军事上的胜利，拿破仑称帝后的帝国版图愈来愈大。他本人不仅是法兰西帝国的皇帝，还是意大利的国王、莱茵联邦的“保护者”、瑞士联邦的仲裁者。他的三个兄弟约瑟夫、路易和热罗姆分别被封为那波利、荷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国王。
[6]1811年，拿破仑和玛丽-路易丝的儿子约瑟夫刚出生即被册封为罗马王。
[7]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1513年撰写《君主论》一书，主张统一意大利，实行君主专制。
[8]恺撒·博尔吉亚（1476—1507）：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意大利政治家。他娶法国纳瓦拉国王之妹为妻，并利用姻亲关系扩张教廷权势。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举博尔吉亚为新时代君主表率，博尔吉亚因此著名。
[9]卡里古拉（公元12—公元41）和尼禄（公元37—公元68）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古罗马暴君。
[10]汉姆堡：位于法国索姆省汉姆镇的著名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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